设计师李玮珉
简历
美国哈佛大学建筑暨都市设计硕士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硕士、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、中国台湾注册建筑师
1984-1986年，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建筑师暨都是设计师
1987-1991年，美国纽约市Ehrenkrantz&Eckstut，Architects建筑师事务所 建筑师
1991年-至今，李玮珉建筑师事务所
1995年-至今，上海越界室内装修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
2003年-至今，李玮珉建筑设计咨询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代表作品一：台北掬月别墅
代表作品二：和成卫浴广州旗舰店
编者按：
他是一个将工作与生活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人，在这两者之间回旋流转，如同探戈一样节奏分明，优美绝伦。在李玮珉的设计生涯中，10年在美国学习和工作，超过10年在台湾执业，如今进入中国内地也有10余年的时间，这样的经历在中国的建筑师中实属少见。作为较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台湾设计师，李玮珉切身体会了很多因为误解而带来的差异性，在两种同根而生的文化背景下，他用设计搭起了一座桥梁，全心投入和良好互动的背后，是他由衷的快乐和期许。他总说：设计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
id+c：从您本身和您是设计作品中，我看到了一种“贵族”气质。您怎么看设计师的“贵族”状态？
李玮珉：我觉得作品的气质与人的气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巴赫的音乐很有气质，但是据人家描述，他其实是一个蛮枯燥乏味的人。不管台湾还是大陆，经过了文革，经过了经济的起飞，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，传统的阶层差距都已经打平归零，世袭的贵族阶层已经不复存在。在一个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里，让寻找贵族的精神或者贵族风格，变成一种值得深思的有趣的行为。
我们在设计中追求细节与精致，在设计的光谱的另一端其实是有另外的对照，这些对照组中也有一些很优秀的，有不同的长处。比如说杭州的沈雷、北京的马岩松，他们的设计作品除了有很强的表面视觉冲击力外，有时会附带着一些类似意识形态的说法。有点像年轻时的愤青长大后从了良，现在开始变为社会的中坚层。一个社会设计文化开始成熟的时候，会有很多包含着不同想法的苗芽，有些苗很“大陆式”，就是说在生活还欠缺的时候去强调概念的东西；而我们则属于另外一些苗，不去强调深刻的思想概念，而是关注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的质感和美感， 追求生活的和谐性。我觉得，你们观察到的“贵族”状态应该不只是从我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特质，而是属于一个有着相似的文化、教育和生活背景的族群。
id+c：信息的快速传播，让大陆与港台地区变得几乎没有了差距，港台设计师原本拥有的优越性也逐渐消失，作为在大陆执业的台湾设计师，有没有感觉到压力？
李玮珉：压力和竞争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，差异性的逐渐消失，使压力变得愈加明显。好的设计本身就是对时代的颠覆，对旧的否定，对新的追寻。无论是在美国求学时，还是回到台湾开始执业时，包括现在进入大陆，压力一直伴随着我。但是比较好的事情是，新的环境带来新的压力，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和成长。台湾的设计师在精致度上越钻越精，但是有的时候重点并不在精致，而是遇到文化转变时所持有的态度。所有的艺术真正感人的地方是它恢弘的那一面。
id+c：在设计中有没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候？
李玮珉：任何人都会有，在那个时候我会发现为什么宗教那么重要了，可是我不太相信宗教。对于做创作的人来说，坚信创作这件事情的意义和价值，对设计的坚持很重要。
我很喜欢翻杂志，看到一个很美的设计，而你还没有机会去创造，就可以在下一个项目中找一个机会去尝试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会愉悦起来。对我来说，信仰很简单，就是有机会去改变这个社会一点点，可能是某块未开发的土地，也可能是某个毛坯房。改变需要想象力的帮衬，它将会发生，它将会很美，它会带着你的感情去寻觅，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值得快乐和期待。
id+c：对于做设计的人来说，是不是感性比理性更重要？
李玮珉：感性与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每个人最好的老师和批判者，实际上就是自己。因此自我批判能力是一个好的设计师应该具备的条件。但是如果没有感性，就无法去创造，而批判的过程又是理性的，组织性地去思维，与自己的感性去做对照，这点很重要。
id+c：设计师个人的情绪和情感与设计作品本身是否关系密切？
李玮珉：其实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有一些联系，比如你喜欢摇滚，可能你做出来的设计就会比较重金属。我原来很喜欢摄影，但是后来发觉重点不在于相机，而是在拍摄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起一种人与环境的处境。把摄影与建筑设计联系起来，摄影是通过一个暨有的布景去选择一个布景，而建筑则是更直接地去人为创造一个环境。我最大的兴趣在于思考和建构一个环境与人的关系。如果可以把设计与自己的情感建立起一种联系，设计本身就会变得深刻和有趣。这样生活才不会变得枯燥，才不会只是一种商业行为。
当一个设计师不断抱怨某个设计枯燥乏味的时候，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设计师本身。为什么不在其中寻找一个意义的关联？为自己的存在寻找意义，这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。
id+c：我们国家有悠久的文化传统，但是在现代技术上落后于欧美。从技术这个层面上谈一下它对于设计的影响吧。
李玮珉：技术有很多个层面，我们常常拿技术作一个不太好的比喻：中国的“暴发户”有两种，一种“暴发户”依附于历史，选择用传统的材料和形式，去建造一个与我们的文化与现代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“古典”的房子；另外一种“暴发户”则是追求科技，什么都要用最好最先进的。
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，技术与生活常常是不同步的，对生活内容的忽视与对技术的过分追求是不平衡的，但是这都是过渡阶段。技术可以随时汲取国外的经验，但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怎样，科技都要服务于生活。我对先进新奇的技术也有很大的兴趣，但是，技术最后落实在设计上并不是显示在表面，而是存在于设计中，为设计而服务。
id+c：国内总是在寻找一种理念去定义一些所谓的风格，比如简约，比如奢华，在您看来，这样一种倡导是否需要被遵从？
李玮珉：这样做是有好处的。分类可以让我们对一个复杂的现象有简单而直接的了解，很容易让大部分人在短时间内掌握大致的印象。但是，对于高端的专业媒体，在与年轻的设计师沟通的时候，这种简略的定义就变得有点粗陋和危险。
id+c：在中国内地做设计这么多年，您有什么改变吗？
李玮珉：一切经历过的，都会让人有所改变。在台湾，我们做建筑设计的机会和空间比较少，而在大陆就相对比较多，因此在业务的内容上有一定改变。无论如何，我的核心价值没有变。
实际上，虽然同样是中文，大陆用简体，台湾用繁体，往往很多字的意思就不一样，比如“够呛”，是“呛”还是“不呛”？将两个长期独自发展的文化经验强迫融合起来的话，是一件很残忍、很困难的事情。最棒的事情是，作为一位台湾设计师，我了解这些差异性，而且我有机会参与和互补。大陆的设计师虽然已经很棒，但是如果把所有台湾设计师的贡献抽离的话，我相信那些国外的设计公司进入大陆时会更目中无人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大陆的设计界能够与不同的设计文化进行互动和对话，能够用更健康的方式去包容国外的设计方式，我相信台湾的设计师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当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，大陆和台湾在经济和文化上互相提携，这是一件很重要、很深远、很有意义的事情。